慶歷二年（1042年），王安石進士及第，歷任揚州簽判、鄞縣知縣、舒州通判等職，政績顯著。熙寧二年（1069年），任參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主持變法。因守舊派反對，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罷相。一年后，宋神宗再次起用，旋又罷相，退居江寧。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得勢，新法皆廢，郁然病逝于鐘山（今江蘇南京），謚號“文”，故世稱王文公。
王安石變法歷時16年，雖然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，并且隨著宋神宗的病亡戛然而止，但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(fā)展。尤其是宋廷財政有了很大的改善，由宋神宗剛即位時的“百年之積，惟存空簿”，到后來的中央積蓄錢粟“數(shù)十百巨萬”，“可以支二十年之用”，積貧積弱局勢有所改觀。
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。其散文論點鮮明、邏輯嚴密，有很強的說服力，充分發(fā)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；短文簡潔峻切、短小精悍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其詩“學杜得其瘦硬”，擅長于說理與修辭，晚年詩風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，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，世稱 “王荊公體”。有《王臨川集》、《臨川集拾遺》等存世。
王安石變法：
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宋神宗即位，因久慕王安石之名，起用為江寧知府，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，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。
熙寧元年（1068年）四月，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、經濟危機以及遼、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，召見王安石。王安石提出“治國之道，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”；勉勵神宗效法堯舜，簡明法制。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，要求其盡心輔佐，共同完成這一任務。
王安石隨后上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》，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，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，認為“大有為之時，正在今日”。
熙寧變法
熙寧二年（1069年），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，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、確立法度，提議變法，神宗贊同。
為指導變法的實施，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，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。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，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，頒行新法。
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，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位同宰相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，開始大規(guī)模的改革運動。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、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稅法、農田水利法；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、保甲法、保馬法等。
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，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，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，恢復以《春秋》，三傳明經取士。同年秋，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。
新舊黨爭
變法伊始，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，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。
新法頒布后，王安石擢拔浦城、呂惠卿、章惇、蔡確等多人，參與變法的實施。
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，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。然而變法觸犯 了保守派的利益，遭到保守派的反對。法令頒行不足一年，圍繞變法，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。
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，神宗貶為地方官，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。韓琦上疏規(guī)勸神宗停止青苗法，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，神宗打算同意，執(zhí)政曾公亮、陳升之等乘機附和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，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。隨后，王安石稱病在家，繼而請求辭官歸隱。韓絳等規(guī)勸，神宗挽留王安石，王安石遂陳數(shù)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，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，心懷天下。
御史劉述、劉琦、錢豈頁、孫昌齡、王子韶、程顥、張戩、陳襄、陳薦、謝景溫、楊繪、劉摯，諫官范純仁、李常、孫覺、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，相繼離開朝廷。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。知制誥宋敏求、李大臨，御史林旦、薛昌朝、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， 皆被罷出朝廷。其后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，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，對他非常信任。
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，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（《與王介甫書》），列舉實施新法弊端，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，恢復舊制。王安石回信（《答司馬諫議書》），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，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，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。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，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，神宗沒答應，司馬光遂辭職離京。
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，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，出現(xiàn)自斷手腕現(xiàn)象，知府韓維報告朝廷，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，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，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。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。
罷相始末
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春，天下大旱，饑民流離失所，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，神宗滿面愁容，欲罷除不好的法令。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，派人治理即可。監(jiān)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，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，并上疏論新法過失，力諫罷相王安石。
同年四月，慈圣和宣仁兩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訴“王安石亂天下”。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，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，改任觀文殿大學士、知江寧府，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。
王安石罷相后，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，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，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。呂惠卿掌握大權后，擔心王安石回朝，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，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。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，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。
熙寧八年（1075年）二月，王安石再次拜相。同年，王安石《三經義》寫成，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，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。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，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，新法很難繼續(xù)推行下去。
熙寧九年（1076年），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，同年長子王雱病故。十月，王安石辭去宰相，外調鎮(zhèn)南軍節(jié)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江寧府。次年，改任集禧觀使，封舒國公。
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，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、觀文殿大學士，改封荊國公。
病逝江寧
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，神宗去世，宋哲宗趙煦即位，改元元佑，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。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，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，司馬光提出“以母改子”，全面廢除新法（史稱“元佑更化”）。
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四月，王安石病逝，葬于江寧半山園，謚號“文”。
王安石變法的主要成就及其影響：
變法革新
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，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，增強對外防御，對內彈壓的能力，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(tǒng)治。從新法次第實施，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，其間將近十五年。在這十五年中，每項新法在推行后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，但是，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，“富國強兵”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。
積貧局面的改變
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。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，國家增加了“青苗錢”、“免役寬剩錢”、“市易息錢”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，在發(fā)展生產、均平賦稅的基礎上，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，國庫充裕，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。
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，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，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；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；市易法使大商人獨占的商業(yè)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，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；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，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，對農業(yè)生產的發(fā)展發(fā)揮了巨大作用，社會經濟發(fā)展，人民負擔減輕，呈現(xiàn)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。
積弱局面的改善
改變“積貧積弱”的現(xiàn)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，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。通過“強兵之法”的推行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，北宋國力有所增強。保甲法的推行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(tǒng)治秩序，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，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，并節(jié)省了大量訓練費用；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；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，加強了軍隊戰(zhàn)斗力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(shù)量大大提高，同時政府節(jié)省了大量養(yǎng)馬費用；軍器監(jiān)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，質量也有所改善。
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(zhàn)屢敗的被動局面。北宋熙寧六年（1073年），在王安石指揮下，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，收復河、洮、岷等五州，拓地兩千余里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。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，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(shù)民族政權作戰(zhàn)時，北宋朝廷開疆拓土、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(zhàn)例。同時培養(yǎng)出了王韶、章楶等杰出將領，并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(qū)的有利戰(zhàn)線，對宋與西夏的戰(zhàn)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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