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征簡介：
（580年－643年2月11日），字玄成。祖籍巨鹿（今河北省邢臺市巨鹿縣 ），后移居內黃。唐朝政治家。曾任諫議大夫、左光祿大夫，封鄭國公，謚文貞，為凌煙閣二十四功之一。以直諫敢言著稱，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。
魏征少年孤貧，胸懷大志，不事產業(yè)，卻通曉經典書籍和方術。隋末動亂，魏征歷經坎坷，曾經五易其主。他先是從元寶藏起兵響應李密，李密愛其文才將之招至麾下。但魏征在李密手下并不受重用，李密覆敗，魏征隨李密投唐。魏征主動請纓，幫助李淵去平定山東，并用一紙書信招降了李績。但不幸當時恰逢竇建德攻陷黎陽，魏征遭擒，又被竇建德收入帳下，作了夏王的起居舍人。竇建德失敗以后，魏征和裴矩一起入關二次投唐。當時的太子李建成欣賞他的才能，引薦他為太子冼馬。玄武門之變后，繼任的太子李世民沒有追究他的責任，先引為太子宮詹事主簿，即位后又拜諫議大夫，封鉅鹿縣男，直到貞觀十七年病卒于任。
魏征以性格剛直、才識超卓、敢于犯 顏直諫著稱。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(tǒng)治，曾先后陳諫200多事，勸戒唐太宗以史的教訓為鑒，居安思危，勵精圖治，任賢納諫，本著清靜無為、“仁義”行事。魏征一生不僅盡心事主，更以江山社稷、天下蒼生為重，為唐初社會的穩(wěn)定和“貞觀之治”的出現(xiàn)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魏征所上 《諫太宗十思疏》、《十漸不克終疏》，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。
魏征剛正敢諫的故事
魏征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，家里很窮，但他卻喜歡讀書，掌握了廣博的知識，后來又出家當過道士。隋朝末年農民起義風起云涌，他先后參加李密瓦崗軍和竇建德起義軍，李建成被殺后，他又因直言敢諫，受到唐太宗的重用。
唐太宗常把魏征召進宮內，叫他提些意見。李世民有不對的地方，魏征能夠當面批評，甚至會弄得唐太宗一時下不了臺。
有一次，唐太宗根據右仆射（掌管奏章文書的官員）封德彝的建議，決定十八歲以上身體強壯還沒有服役過的男子都要去當兵。但魏征不同意。因為按照當時的規(guī)定，皇帝的敕令，要由諫議大夫簽名才能生效。
唐太宗問他：“你不同意這樣做，有什么理由？”
魏征回答：“臣作為諫議大夫，有義務向陛下指出，這樣做違背了治國安民的方針。我朝開國后即立下‘男子二十歲當兵，六十歲可免’的規(guī)定，怎么能隨便改變呢？”
唐太宗非常生氣，大聲指責道：“你太固執(zhí)己見！”
魏征毫不退讓，語重心長地說道：“陛下！把河水放光捕魚，確實能捕到許多魚，但明年就沒有魚了；把森林燒了打獵，確實會打到許多獵物，但明年就沒有野獸了。如果把十八歲以上身體強壯的男子都去當兵，今后國家的稅賦徭役去向誰要呢？”
唐太宗這才幡然醒悟，收回了命令。
有時候，李世民還會和魏征一起討論一些問題。
比如，唐太宗曾問魏征：“歷史上有過這么多帝王，為什么有的明智，有的昏庸？”
魏征回答道：“能夠多聽聽各方面意見的帝王，通常比較明智；一意孤行、只聽單方面的意見的帝王，難免就會昏庸。”“兼聽則明，偏聽則暗”的成語就是這樣來的。
唐太宗贊許地說：“你講得真好啊！”
有個大臣叫鄭仁基，女兒長得美麗又有才華，皇后要把她收為李世民的嬪妃。當冊封的詔書寫好后，有人說了一句：“她不是已經與人訂婚了嗎？”
魏征知道后，就向李世民進諫道：“陛下住著亭臺樓閣，就應該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；陛下吃著山珍海味，就應該希望百姓有充足的食物；陛下看著眾多嬪妃，就應該希望百姓有稱心的婚姻。現(xiàn)在陛下把已經與人訂婚了的女子奪過來，這怎么符合人家父母的心意呢？”
唐太宗聽了這番話，馬上取消了冊封。
當魏征患病去世后，唐太宗罷朝五天，親自登上御苑西樓，遙望魏征逝世之處寄托哀思。他沉痛地說：“用銅作鏡子，可以端正衣帽穿戴；用歷史作鏡子，可以知道國家興亡的原因；用人作鏡子，可以明白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?，F(xiàn)在魏征去世，使我失去了一面鏡子。”
魏征能在初唐的政治舞臺上發(fā)揮一點作用，確實是與唐太宗聞過則喜、從諫如流的氣度分不開的。
唐太宗時能夠大膽進諫的大臣，還有一位馬周。馬周原來只是守衛(wèi)玄武門的中郎將常何的客人。公元６３１年（貞觀五年），李世民下令百官上書談論朝政得失。常何是個武將，不懂政治，感到談不出什么，為此很犯 愁。馬周知道了，馬上動筆為他寫了二十多條關于政治得失的意見，讓他去交差。李世民讀了以后，覺得條條都切中要害。他很奇怪，常何這一介武夫怎么變得這樣有政治頭腦了，就找他來面談。常何一向老實，他坦白地告訴李世民上書的內容都是馬周寫的。李世民馬上召見馬周，一番談話，對他十分賞識，不久便任命他為監(jiān)察御史。
馬周沒有辜負李世民對他的期望，經常進諫，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建議。他要李世民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，要了解民間的疾苦，愛護百姓；他要李世民不要太寵愛子女，沒有必要每年加賜金銀珍寶，因為奢侈只會害了子女；他要李世民以人為本，真正讓百姓滿意，就得選拔德才具備的好官。對馬周提出的這些建議，李世民都認真聽取，并加以推行。
魏征、馬周等人還提醒李世民，隋末因為濫刑暴政而迅速滅亡。李世民因此非常重視立法安民，要求有關部門融合前朝立法、司法經驗，制定了《貞觀律》，使封建禮教法律觀成熟完善起來，為稍后制定《唐律》打下了基礎。
魏征極言直諫：
魏徵備經喪亂，仕途坎坷，閱歷豐富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，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，而且為人耿直不阿，遇事無所屈撓，深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。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臥室，“訪以得失”，魏徵也“喜逢知己之主，思竭其用，知無不言”，對于朝政得失，頻頻上諫。唐太宗曾褒獎他說：“卿所陳諫，前后二百余事，非卿至誠奉國，何能若是？”不久，遷任尚書左丞。貞觀三年（629年）即以秘書監(jiān)參知國政，進封鄭國公。魏徵的直言極諫是著名的，當時以“識鑒精通”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：“每以諫諍為心，恥君不及堯、舜，臣不如魏徵。”據《貞觀政要》記載統(tǒng)計，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，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，一生的諫諍多達“數(shù)十余萬言”。其次數(shù)之多，言辭之激切，態(tài)度之堅定，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。
魏徵的諫諍涉及面很廣，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。為了醫(yī)治隋末戰(zhàn)亂的創(chuàng)傷，他規(guī)諫太宗要與民休養(yǎng)生息，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，反對營造宮室臺榭和對外窮兵黷武；為了社會的安定，他規(guī)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，代之以寬平的刑律；為了政治清明，他規(guī)諫太宗用人要“才行俱兼”，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。在刑賞問題上，他認為刑賞之本在于勸善懲惡，在王法面前，“貴賤親疏”一律對待；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，他規(guī)諫太宗要兼聽廣納，認為“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”，以防止貴臣壅蔽，下情不得上達。他規(guī)諫太宗要以“亡隋為戒”，接受歷史教訓，居安思危，力戒驕奢淫逸。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、社稷存亡的大問題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，據理力爭，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。
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，無所顧忌。貞觀八年（634），陜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：“修洛陽宮，勞人；收地租，厚斂。”太宗看后大怒，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。魏徵馬上勸諫說，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：“可為痛哭者三，可為太息者五。”自古上書，都是言辭激切，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，激切并不是訕謗。太宗聽后有所悔悟說：“朕初責此人，若責之，則誰敢言之。”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，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，甚至下不了臺。一次罷朝后，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說：“會須殺此田舍翁。”又說魏徵“每廷辱我”。不難看出，魏徵的犯 顏直諫，往往是一針見血，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。
除了軍國大事外，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。貞觀六年（632）八月，長樂公主下嫁，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后所生，敕令資妝要倍于永嘉長公主。魏徵上諫，以為長公主尊于公主，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。長孫皇后聽到此事后，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諫，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說：“嘗聞陛下重魏徵，殊未知其故。今聞其諫，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，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。妾與陛下結發(fā)為夫婦，曲蒙禮待，情義深重，每言必候顏色，尚不敢輕犯 威嚴，況在臣下，情疏禮隔，故韓非為之《說難》，東方稱其不易，良有以也。”之后，便親自去魏徵家，賜帛五百匹。魏徵的直言極諫，甚至說出了連長孫皇后也不敢輕易說出的話。
盡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，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，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，對他的犯 顏直諫曾感嘆說：“人言魏徵舉動疏慢，我但覺嫵媚，適為此耳。”當然，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，因此他回答說：“陛下導之使言，臣所以敢諫，若陛下不受臣諫，豈敢數(shù)犯 龍鱗？”這一番話也并不只是謙遜之辭。
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，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，多所裨益。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。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，自己比作金子，金子原在礦石里，它之所以稱貴，是由“良冶鍛而為器，便為人所寶”。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說：“臣嘗閱《魏公故事》，與文皇討論政術，往復應對，凡數(shù)十萬言。其匡過弼違，能近取譬，博約連類，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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