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左初會
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，是在咸豐二年(1852)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。
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為母親辦喪事。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，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。曾國藩墨绖出山，這一天趕到長沙。
到了館舍，換過衣服，匆匆洗了把臉，曾國藩就坐下來，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。
論身份，在座的三人中，左宗棠最為卑微。曾國藩是在籍侍郎，也就是前副部長。張亮基是一省之主。而左宗棠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，身份不過巡撫的師爺。然而談起話來，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。他不等張亮基開口，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，指手劃腳，滔滔不絕，一副大權在握、舍我其誰的神態(tài)。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。曾國藩也只有俯耳靜聽的份兒，一時插不上話。
然而曾國藩卻并不覺得不舒服。相反，他越聽，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。此次會面之前，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(jīng)如雷貫耳，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 “湖南諸葛亮”是如何卓絕特出。交談之中，左宗棠之頭腦清晰，氣概慷慨，議論明達，言中款要，確實令曾國藩頗為嘆服。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寫道：
(臘月)二十一日馳赴省垣，日與張石卿中丞(張亮基)、江岷樵(江忠源)、左季高(左宗棠)三君子感慨深談，思欲負山馳河，拯吾鄉(xiāng)枯瘠于萬一。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。
其實，何止曾國藩一見傾心。在會見曾國藩之前，這個小小的鄉(xiāng)下舉人早已經(jīng)名滿湖湘，令好幾位大人物“一見即驚”了。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 (1830)，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，見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普通農村青年左宗棠，即為其才氣所驚，“以國士相待”，與他盤旋多日，談詩論文，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，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他看。道光十七年(1837)，回到老家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二十多歲的舉人左宗棠，“一見目為奇才”， “竟夕傾談，相與訂交而別”。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)，云貴總督林則徐回家途中，也因為聞聽左的大名，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。林則徐“一見傾倒，詫為絕世奇才，宴談達曙乃別”。
令這些閱人無數(shù)的官場大僚不約而同地傾倒如此，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可想而知。太平軍起之際，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，把他請出了山，通省要務，概以任之。雖然身份僅為一名師爺，卻實際負擔起全省軍政要務，在湖南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張亮基反倒成了一塊牌位：制軍于軍謀一切，專委之我；又各州縣公事票啟，皆我一手批答。
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，但想在地方上開辟一番事業(yè)，其實并不容易。因為他畢竟是在籍官員，而不是實任官員?，F(xiàn)官不如現(xiàn)管，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，無職無權的他寸步難行。因此，對這個小小舉人，曾國藩極為尊重，言必稱兄。不論大小事情，無不虛心請教。他相信，有這位明敏強毅的師爺幫忙，他在湖南辦理團練，一定會相當順利。
曾國藩“才具稍欠開展”
然而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印象，卻有一點復雜。
作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、聲譽最好的湖南籍官員，曾國藩早已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。在見面以前，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夸贊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，品格如何方正。一見面，左宗棠并沒有失望。人言曾國藩“向無大僚尊貴之習”，此言確實不虛。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。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，衣著簡樸，神態(tài)謙遜，一臉書生之氣。
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(xiàn)出的強烈擔當意識，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。晚清天下滔滔，官員們以敷衍塞責為能。在這種黑暗污濁的大背景下，曾國藩以清新方正之姿進入左宗棠的視野，如同鮑魚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風，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。因為曾氏的“正派”，“肯任事”，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。
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：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。其人正派而肯任事，但才具稍欠開展。與仆甚相得，惜其來之遲也。
這個第一印象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。但是我們要注意其中的這樣一句話：“才具稍欠開展。”初次接談，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。這句評價奠定他對曾國藩一生輕視態(tài)度的基礎。
在別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國藩，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卻“才具稍欠開展”呢？
曾國藩確實不是那種讓人“一見即驚”的人。乍一接觸，你不但會覺得他并無什么出眾之處，甚至還會認為他有點笨頭笨腦。許多人一見到曾國藩，都覺得有點失望。方宗誠見到晚年的曾國藩，覺得他不像一位總督和將領，而像一位土里土氣的鄉(xiāng)村老教師：“寬大和平，不自矜伐，望之如一老教師耳。”而后來英國人戈登見到曾國藩時，也大感失望：“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，身材肥胖，臉上皺紋密布，臉色陰沉，目光遲鈍，舉止行動表現(xiàn)出優(yōu)柔寡斷的樣子—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；他的穿著陳舊，衣服打皺，上面還有斑斑的油跡。”
如果測智商的話，曾國藩肯定不如左宗棠。曾國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，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，而且還是全縣倒數(shù)第二名。梁啟超說：“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，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。”曾國藩自己也說：“余性魯鈍，他人目下二三行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。他人頃刻立辦者，余或沉吟數(shù)時不能了。”身上沒有一點 “天才范兒”。
另外，曾國藩是典型的粘液質性格，這種人的特點是反應緩慢，行動拘執(zhí)，謹慎內向，凡事只肯說三分話。他觀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細，下判斷也比一般人要慢。周騰虎曾經(jīng)說曾國藩“儒緩不及事”。他的學生李鴻章也當面指出他病在“儒緩”：“少荃論余之短處，總是儒緩。”他對周李二人的判斷是首肯的，說“余 亦深以舒緩自愧”，“駑緩多病，百無一成”。這種性格特點更加重了他的“笨拙”，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氣，面上無果決之容。在左宗棠滔滔不絕指劃天下之時，他只是默默傾聽，認真思考，并沒有在第一時間貢獻出什么高明的見解。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“才具稍欠開展”的第一印象。
書信誤會
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國藩可謂截然相反。他是典型的多血質，這種人的優(yōu)點是反應迅速，做事果斷，尤其善于在紛紜復雜的局面中迅速發(fā)現(xiàn)機會，定下策略。缺點則是過分自信或者說自大，性情過于張揚外露。左師爺?shù)陌谅退牟艢庖粯佑忻?，甚至比他的才氣更為有名。在巡撫面前，他以救星自居，面對曾國藩，他更毫不客氣。一般來說，多血質人格者和那種做事緩慢，反應遲鈍，過于謹慎的同事通常很難合得來。而曾國藩恰恰是這種人。再加上剛剛出山辦事之時，曾國藩遠非后來的 “老奸巨猾”，而是一個“官場愣頭青”，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，書生氣重，拘執(zhí)生硬，令左宗棠看著著急，忍不住經(jīng)常加以“指導”。好在曾國藩和張亮基一樣好脾氣，對左宗棠俯首聽命，從善如流。因此才造成了這段難得的“同心若金”。
可惜的是，這段蜜月為期過短。咸豐三年，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，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。這兩個人一走，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，處處碰壁。那些湖南官員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權，此時團結起來，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。曾國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陽，想脫離湖南官場，獨力創(chuàng)建湘軍。這個想法看起來解氣痛快，實際操作卻困難重重。剛剛來到衡陽曾國藩勢單力孤，形只影單，要錢沒錢，要人沒人，處境十分困難。恰在此時，張亮基調離湖北，左宗棠也歸鄉(xiāng)隱居。曾國藩聞訊大喜，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。
在長沙數(shù)月，曾國藩自覺與左宗棠惺惺相惜，已經(jīng)建立起了深厚的戰(zhàn)斗友誼。他認為，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場，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為已任的英雄。別人不理解他為什么自討苦吃自練軍隊，左宗棠一定能理解。別人不支持他“赤地立新”，左宗棠一定會出來支持他。
因為深知左氏的性驕氣傲，所以他給左宗棠的這封邀請信寫得異?？蜌猓?br />
弟智慮短淺，獨立難拄，欲乞左右野服黃冠，翩然過我，專講練勇一事，此外，概不關白于先生之前。先生欲聾兩耳，任先生自聾也，吾不得而治之也，先生欲盲兩目，任先生自盲焉，吾不得而鑿之也。
意思是說，我請您做一個高級顧問，不敢讓您承擔那些瑣碎的俗務，只要居傍指點指點我就可以了。
令曾國藩萬萬不想到的是，左宗棠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為冷淡的信，明確拒絕，“文字似敬實疏，態(tài)度似謙實傲，與曾國藩之火熱心腸、尊奉情懷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”。
不僅如此，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事時還語含譏諷：
滌公正人，其將略未知何如。弟以剛拙之性，疏淺之識，萬無以贊高深。前書代致拳拳，有感而已。
很顯然，左宗棠不愿做曾國藩的助手，主要原因是對曾國藩的“將略”評價頗低。在長沙期間的短暫合作，并沒有扭轉他對曾國藩才能的評價。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，非官非紳，地位尷尬，沒權沒錢，左宗棠不認為他是能大有作為的靠山。
收到了左氏的回信，曾國藩才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原來在左宗棠心目中原來如此無足輕重。這令他深覺傷心。
左宗棠的科舉情結
在曾左關系中，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，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。
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，讀書一目十行，舉一反三。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，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，他卻有萬里封侯的希望。
左宗棠自我期許亦極高，他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，與朋友通信，動輒自署“今亮”(當今諸葛亮)、“老亮”。還在學生時期，他就“好大言，每成一藝，輒先自詫”。每寫完一篇文章，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：怎么寫得這么好?。‰y道真的是我寫的嗎？成年之后，他更是恃才傲物，愛吹牛，愛自夸，“喜為壯語驚眾”。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，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，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聽起也不刺耳。曾國藩對此看得很清楚，晚年他曾對幕僚趙烈文說：“左季高喜出格恭維。凡人能屈體已甚者，多蒙不次之賞。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。”
自視如此之高，現(xiàn)實卻不給他面子。左宗棠一生有一個觸不得的痛點，那就是科舉。他中舉之后，本以為取進士如探囊取物。不想一個舉人卻成為他功名的頂點。在這之后，六年之間三次會試，都名落孫山。這對本來一帆風順的他是一個極大打擊，一怒之下，他當眾發(fā)誓此生再不應考。
然而在傳統(tǒng)時代，像左宗棠這樣不中進士，又不肯走捐官之類的歪門邪道的人，基本上就宣告了與官場絕緣，也實際上就等于斷送了他的“孔明再世”之夢。腹中再多韜略詩書，也沒有任何用處。因為家貧，他早年入贅到妻子家中，這在傳統(tǒng)時代，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為尷尬的事。他本來以為自己能早早科名發(fā)達，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，不料天不遂人愿，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。“自命不凡”、“口多大言”卻伴著“贅婿身份”、“連年落第”，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于一體。
因此，對于那些高中科甲、飛黃騰達之人，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。在他后來的家書中，經(jīng)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，比如“人生精力有限，盡用之科名之學，一旦大事當前，心神耗盡，膽氣薄弱，……八股做得愈入格，人材愈見得庸下。”換句話說，在他看來，科舉越成功的人，能力往往就越差。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。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：他們年齡只差一歲，一個四十一，一個四十。又同為湖南人，一為湘鄉(xiāng)，一為湘陰。家境也相當，都出身小地主家庭。只因科舉運氣不同，如今命運迥異。曾國藩中舉之后，科舉路上極為順利，中進士，點翰林，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，弄弄筆頭，十年中間，七次升遷，到太平軍起之時，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，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，身份相懸，如同天地。左宗棠自認為是國中無二的人才，比曾國藩高明百倍，卻進身無門，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。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，僅僅因為科名運氣好，辦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。曾國藩的存在，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。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，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。他一直戴著有色眼鏡，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，來驗證自己的“上天不公論”和“科舉無用論”，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。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，這實在有點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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